与FT共进下午茶:王石


ʱ䣺2019-10-08

  进入人生的“最后一个三分之一”,王石似乎已把昔日纷争甩在身后。正在耶路撒冷读书的他在回国间隙,与我们聊了聊赛艇、“大运河”与生命终点。

  与王石的下午茶,在他密密匝匝的行程中,被安排在了他在扬州的一次商务旅程间隙。我们提前一晚到达扬州,我向他的助理表达了对采访时长的担心。助理说,正在以色列读书的王石,每次回国,行程都是这般高度紧张,想了想又说,正好,明早他要去瘦西湖晨练,你们一起来吧。

  晨练,想必是划赛艇了。这一两年与王石相关的报道中,扬州数次出现。把这位昔日中国地产“教父”与这个运河古城联系在一起的,是王石在他的“后万科”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:赛艇。划赛艇,是68岁的王石在惜别各种极限运动之后,最热衷的一项运动,而扬州密集的运河水道,不仅是划赛艇的好去处,更呼应了他的再创业激情——王石已公开表示,“大运河”将成为他创造的第二个品牌。

  翌日清晨,还在沉睡的扬州瘦西湖景区,晨光熹微,大雾白霜,正是隆冬腊月,寒气逼人。早七点,王石和他的几位朋友陆续到达水边。我们混在几位工作人员中,裹紧大衣呵气跺脚时,他们脱衣、伸展、高抬腿,几分钟热身后,分头坐进两艘四人赛艇。随即,在低沉的教练口令和簌簌的推桨声中,两条赛艇刺破水面与浓雾,很快拉起了速度。艇身流畅的工业线条,掠过雅致的亭台水榭,现代与古典,相映成趣。

 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王石,最直观的印象便是:精瘦。在谈话节目《十三邀》中,王石曾对访问者许知远透露年轻时对自己身高的不满。时至今日,在中年男性多在同圆润和油腻作战时,他应该很有理由为自己的体型与力量感到满意。就在前一天晚上,王石主持的一场晚宴上,饭后的压轴活动,就是他带领几位男嘉宾,坐上几台被称作“赛艇模拟器”的测功仪,在宾客欢呼声中拉了好几分钟的桨。

  王石令人羡慕的,或许不止体型。在卸任万科董事会主席一年半后,他似乎已把昔日纷争和职业经理人的日常甩在了身后,提前过上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生活。尽管头衔和事务仍然繁多——他仍是万科名誉董事长,去年还出任华大基因、远大集团两家公司的联席董事长,此外还在几个公益、环保组织身兼数职——但这些都不妨碍他再次回到校园。去年十月,他正式入读希伯来大学,计划用两年时间研究犹太文化。这是他继美国哈佛、英国剑桥之后的第三段游学生涯。如今他在微博上晒的日常,多半是他在耶路撒冷的读书、思考、美食和运动。他仍不时出现在一些国内的活动和采访中,但形象已悄然变化——从一个管理者,变成了一个思考者、演讲者、布道者。

  回到扬州瘦西湖畔,一小时的晨练后,已是旭日初升,大地回暖。整八点,王石被掐着表的助理们带走,开始了他一天的日程,据说是几场背对背的会谈。我们被安排在他下午与当地官员会面的扬州迎宾馆待命,并得知他四点左右就要赶去搭高铁。直等到三点敲过,我们焦虑渐增之时,王石突然走进了采访间。

  气氛顿时有些紧张,两位随他一起快步走入的助理抓紧转场机会,压低声音问候和请示。王石话不多,自带威严,径直落座,看上去还未走出前一场的状态,随时可以开启下一场商务会谈。我再次求助于赛艇,寒暄中提起早晨的瘦西湖,他定睛看了看我,神情舒缓下来,我们就从赛艇聊起。

  “准确来讲是52岁,我2003年登上珠峰之后,”他答。“一开始我是在电视上看奥运会划赛艇,它非常美,非常有韵律,整齐划一,碧水蓝天。我以前一直觉得这项运动和我很遥远,单纯是一种画面的欣赏,但是登上珠峰之后——人都是这样,珠峰都上去了,当然就信心大增。”

  讲到最后一句时他短促地笑了,带点自嘲,又掺杂着一丝自得。毕竟,能把珠峰挂在嘴上的人不多。王石曾在52岁和59岁时两度登顶珠峰,保持着中国人登顶珠峰的最年长纪录。他也是完成过“七加二”(攀登七大洲最高峰,以及徒步到达南北极)的唯一一位中国企业家。

  在感觉身体不再能承受登山跳伞这类极限运动之后,赛艇成了王石在健身房之外的主要运动。不仅如此,赛艇似乎也成了他的某种思考之锚,让他体悟中西方文化之差别、个体与群体的关系,被他解读出相当多的象征意味。

  比如,他说,赛艇是工业文明的产物,处处体现精准和效率。他把沙发比作赛艇,向我比划,赛艇的桨架如何可以支撑更长的浆,滑座又如何能调动运动员的全身力量。

  “而我们中国人喜欢的龙舟,是农业文明之花,12分钟可跑完全程 23分钟上幽兰互通(图),讲究热闹、欢庆,可能大家哇哇哇,很热闹划了半天,没往前走三厘米,赛艇已经子弹一样射出去了。”

  继而,赛艇让他反思国民性格:“中国人的性格,要么就是强制的集体行动,要么就是个人自由主义,而赛艇运动是一种自愿的集体主义,不太符合中国人的个性。现在到了工业时代,甚至后工业时代了,但我们的欣赏情趣,我们的消费观念,我们的议论形式,还停留在划龙舟水平。”

  划赛艇多少改变了他自己的个性。他坦承,在登山岁月中,若同行人中有女性或较弱的队员,他都会很不情愿,生怕他们拖自己后退,是赛艇这项“没有明星的运动”让他反思自己的“个人英雄主义”。

  最近几年,王石甚至创办出一种独特的“赛艇上的商学院教育”。2014年,正在剑桥游学的他被邀请进校队参加赛艇训练,多年来习惯了被拥簇在“C位”的他,头一次感到自己成了弱者,要仰仗年轻高手们对他的谦让,“不是客气的谦让,是帮你划出你的最高水准。”

  这让他明白了,为什么赛艇能在剑桥和牛津这两所牛校之间比拼了一个半世纪,而且两所学校的商学院都开设了与赛艇相关的管理课。受此启发,他创办了一个面向中国企业家的短期训练营,每期把学员送去剑桥或牛津闭关一个月,接受赛艇集训、英文授课和沉浸式的生活体验。

  训练营取名“深潜”,一层含义便是,让学员潜入真正的西方文化——包括现代工商文明,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协作,以及源自古希腊的、心智与体魄并重的精英培育传统。迄今“深潜”训练营已办到第九期,学员人数过百,包括了冯仑、徐小平、毛大庆等一众明星企业家。

  王石的助理告诉我,“深潜”是目前王石在读书之余最关注的业务,也是他要打造的“大运河”概念的重要组成。“大运河”的提出意味着,“深潜”不仅会将培训基地扩展至国内,也会把目标延伸到精英企业家之外的人群,比如普通白领和大学生。同时,划赛艇有促进水质改善的作用,可以和王石多年来花费了许多精力的另一项事业——环保——结合起来做。

  以我们在扬州两日的观察,“大运河”是个相当巧妙的构想。中国的运河系统,若算进隋唐大运河、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,串起了八省近三十座城市,其中不少城市在运河文化衰落的工业时代增长乏力。“大运河”讲述的健身、竞技和环保的“故事”,恰恰能为这些城市提供亮点,很容易与当地主政者一拍即合。

  比如在扬州,去年建成的扬州深潜大运河中心,就让城市东郊寂静的太平河畔忽然热闹起来。这里不仅已经举办了包括英国剑桥大学在内的中英名校赛艇邀请赛,也成为江苏省省运会的赛艇场地。凭借在各界的广泛人脉,王石能为当地带来更多。我们采访前夜,他就把他担任中国区主席的世界自然基金会(WWF)的中国年会晚宴,放在了大运河中心,同场布置了一个极限运动摄影展,邀请来一位五次登顶珠峰的美国摄影家、一群艺术家、环保创业者、外交官和当地政要。一位中心工作人员私下兴奋地告诉我:这么高规格国际范儿的活动,她在扬州还很少见。

  迄今,“深潜”尚未盈利。一直有做教育情结的王石,很乐意学员们称他为“校长”。虽然他也曾表示,作为企业总得盈利,“大运河”能撬动他在国内的更多资源,或许对盈利有所助益,但他对此似乎不是很着急。

  “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意义来讲,我认为,大运河的意义要比长城大得多。工业文化曾经让运河文化衰落,但到了后工业时代,运河文化显然会再一次兴起,”他对我说。

  对文化,尤其是古老文化,王石这几年似乎兴趣日增。我们开始聊起他在耶路撒冷的学生生活。他说,再次回到穿梭于寝室、图书馆和健身房的生活,让他十分享受,为了了解犹太宗教,他正在学习希伯来文。“一学就觉得真是引人入胜。它还是两千年前的书面语,没什么变化,你读它,就像在和两千年前的文明人对话。”

  从后工业时代的美国,到创造现代文明的英国,再到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以色列,王石的三段求学生涯,好像在一步步回溯人类文明的脚步,兴趣日渐从“术”转向“道”。我问,是什么让他对宗教发生了兴趣?

  他答,西方文明有所谓“两希”的源头,一是希腊,一是希伯来。希腊文明中的科学精神,中国人已经全盘接受,而希伯来的宗教精神,对大部分国人来说还相当隔膜。

  “但是改革开放会让你很明显感觉到,现代化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个产物,东西方文明很大的差距就在宗教信仰上,”他说。“我想了解西方文明的起源,就要了解它的宗教,不是从信不信的角度,而是从它究竟是什么的角度。”

  我开玩笑说,在大部分中国年轻人的眼中,犹太宗教和希伯来文,可能要被归入“无用”的知识。

  王石笑笑,先岔开去,讲了几十年前他初涉房地产业时的一段轶事。那时他不惜代价要拿到第一块地,开了很高的价格,但又不想被批评为不负责任乱出价,就想了个法子,说是“风水”让他看上了这块地。

  “但我又不懂风水,就临时买了四五本有关风水的书恶补,第二天跟记者访谈,我就左青龙右白虎,前朱雀后玄武,侃了一通。”他停了一刻说:“我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,所以我不会再从谋生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。”

  他说,几年前在哈佛时,哈佛文理学院和研究生院的两个院长一起请他吃饭,让他觉得“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”。两位院长上来就问了他两个问题,一是,他真的登上了珠峰?二是,作为一家公司的现值董事长,他是怎么找到时间来哈佛的?

  “我没想到因为登上珠峰,我的地位一下提高这么多。如果为了这个荣誉我去送死,这个荣誉是不值得的,我不一定会登山了。但登山对我来讲就是兴趣,我就是愿意冒险,我从来没想到这和我的社会地位有什么关系。人生过于追求功利主义,我觉得是对自身的一种局限。”

  王石的助理已频频向我们示意采访时间将尽。我赶紧跳到下一个话题。举国上下正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,而这段国家历程中,王石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我提起《纽约时报》几年前关于他的一篇人物报道,里面将地产业对中国的意义拔得很高:中国人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被允许拥有私人房产,而人只有拥有私产才有自由,因此地产业——尽管不时背负污名——却是中国社会重获自由的一个象征,而王石是这个行业没有争议的领导者。

  他答得很实在:“房地产本身是起到了这个作用,但很显然在这个作用当中,一个发展商的角色是无足轻重的。允许老百姓拥有有限的产权——土地是国家的,房子是自己的——这是决策者的决策。至于说王石去建还是李石去建,这都不重要。”

  这一两年来,王石多次提到,他已进入人生的“最后一个三分之一”,这固然包含了他要抓紧时间让“精彩继续”的期待,但也意味着,他已在打量生命的终点。他对宗教的亲近,让我觉得他不会在意我最后的问题——他是在为死亡做准备了吗?

  “当然,”他不假思索。“本身三个阶段的界定就已经非常明确,这个阶段就是做好死亡的准备。”

  他说起第二次攀登珠峰时,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。在海拔8000米的位置上,他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,心下恐惧,喊了一声“我失明了!”呼唤大家来救他。这时,他身边的一位伙伴轻轻摸了他两下,他立刻就平静下来。

  对孤独的惧怕,我想,可以解释他牵手一位年轻有活力的伴侣,也可以解释他拒绝过一个寂寂无闻、无人喝彩的人生。在《十三邀》中,许知远敏锐地观察到,王石身上有成长于集体主义年代的人们身上的一个特质,那就是无法自我放逐于社会评价体系之外,他做每一件事,都要考虑其社会意义,也始终在意外界看他的眼光。王石也说,在离开万科之后他做的很多事,是要向那些认为他已“自废武功”的人证明,自己的功夫还没废。

  不过,这个角度已来不及探讨。在助理催促下,王石准备起身。不过他有点意犹未尽,说起他在西方参加过的追思会和在中国参加过的追悼会,反映出的两种文化对于死亡迥然不同的态度。

  “中国的哀乐是真的要不得,太可怕了,好像是说,我不想死啊!但还是死了怎么办啊!可是你看西方的弥撒曲,比如说莫扎特的《安魂曲》,我是非常喜欢的。你听了它就会感到,你这一生应该是怎样度过的,有辉煌,有幼稚,也有悲伤,但是你都要勇敢地去面对。”说罢,他与我挥手道别。